——田松林访谈录

文/祁胜勇

 

　　祁胜勇：田老师您好，回到沧州采访您，这一次感觉离故乡很近，不仅是空间上，更主要的是心灵上。一声黄骅话，一句田老师，又让我感觉到故土的温热。

　　在黄骅，许多人都认识您，无论官员、老板还是平头百姓，大家都“官称”您为田老师，这不仅与您长期教书育人培养作者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您的人品修养，有长者之风。

　　“大苇洼中寻常见，《蒲堂闲墨》几度闻”，黄骅的老少好多都熟悉您的音容笑貌，熟悉您的作品，今天，我想请您谈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想，您丰富的生命体验，一定更多地带有时代和这块土地的烙印。

 

　　田松林：我出生在新旧社会相互交替的特殊年代。那个时候村子上没有国办学校，到了我上学的年龄，日子就不太平了，老是打仗，教私塾的先生跑回家去了，孩子们就没有学上了。我们家是个大家族，该上学的兄弟有七八个人。伯父是位乡村医生，在村上开了个中药铺。药铺一共三间房，西面的一间是药房，中间的一间是诊室，东面的一间空闲着。伯父就把我们兄弟八个人拢进那间空闲房子，教我们读“子曰”。我们就把那间房子叫“书房”。一间书房，放两张八仙桌，四个人一张桌，正好坐下我们八个人，就开始了我们的学习生活。

　　诊室和书房有一道门，来了看病的，伯父就用镇尺敲一敲门，我们就把读书的声音停下来；看病的人走了，伯父又用镇尺敲一敲门，我们就又大声地读起来，那时候念书是放开嗓门唱的。我们的读书声和中药的苦香味传得很远很远。

　　我在药铺的那间书房里读了两年，读完了《弟子规》、《三字经》、《大学》、《中庸》、《孟子》和《论语》。伯父说《孟子》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就把《梁惠王》、《告子》等篇章用毛笔抄下来带在衣袋里，随时拿出来诵读。我对伯父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的工作很羡慕，对孔子的仁爱主张和孟子的民本思想很敬重。于是就常常勉励自己见贤思齐。

　　解放后，村上有了国办小学，我一入学就读了四年级。四年级的课程还是不够学的，我就找来《聊斋》、《儒林外史》、《阅微草堂笔记》、《水浒传》等书籍来作补充。我特别喜欢书中的那些好人，憎恨那些坏人。我也常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所以我的身边老是围绕着一大帮人。因为我讲的都是好人好报，坏人坏报的故事。所以家长们也都愿意他们的孩子和我在一起玩儿。直到今天，听我讲故事的那些人都老了，但他们还都很敬重我。

　　高中毕业后，因为有病没能上大学，我就选择了教书育人的工作。我在中学里教了十五年语文课，当了十五年班主任，工作年年还都是比较先进的。也许是受孔夫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在教书的十五年间，我对学生始终是平等相待的。在我的心目中，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接受教育快慢的差别。对接受教育慢的学生，不论是德育方面的还是智育方面的，我从不怨恨，也从没有放弃，始终对他们充满着爱心和信心。一直到这些学生长大了，他们又把我对他们的教育能讲给他们的孩子听。孩子们今天也长大了，都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职责，也都与我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也许是出于一种教师的本能，改行作了行政工作，不管是在文化馆、党史研究室还是宣传部，我都是把文化教育放在首位，举办各种类的文化活动，挖掘发现青少年人才，尽一切所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所以也就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与有志之士。至今，这些人大部分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仍然认我作老师。

也许就因为有这些原因，所以大家都对我冠以田老师的称号，和高看我的文学作品了！

 

　　祁胜勇：借用别人评论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话，您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邮票大的故乡。

　　在您的著述里，浩荡的大洼、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朴厚而带有几分鲁莽的土著、浓郁的散发着盐碱气息的广袤乡土，构成了您作品的全部背景，我曾对朋友说，读田老师的东西，你最好用黄骅话读，别有风韵。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价值就是他的独特发现与创造，别人无法替代，在您的一部分作品中，对大洼逝去的历史情态的描述，已有了宝贵的人文史料价值，这让我们知道，我们脚下越来越现代、特征越来越淡化的土地，原来是那样的不同凡响。

　　您作为大洼文学的领军人物，我想，您对大洼文化一定有独特的、深邃的思考。

 

　　田松林：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我是在黄骅那片大海滩上长大的，身上自然就脱不掉芦蒲的洼气和大海的风色。

　　在过来的岁月中，黄骅是片荒凉的土地，九河下梢，旱涝无常。民谣说：“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不旱不涝收碱嘎巴。”人的生存、生活条件非常差。但是，做为大洼人，又不能逃避，只能去面对。《易经》中说：人生有一个定数，是不可变的，这就是“命”。还有一个变数，就是通过努力，尽量改变生存、生活条件，争取活得好一些，这就是“运”。我就是这样一个用“坚强的运”改变“艰苦的命”的大洼小子。这种改变性格，世世代代地也就成了大洼人的基因和传统。

　　这种改变的过程是苦了点，但也体验到了无限的快乐和甜蜜，增强了激情和力量，也感到了大洼人的自尊与骄傲。

特别是我的出生地扣村，正是在这种“改变”中铸就了一种团结奋斗的人文精神，不管是与天斗，与地斗，还是与人斗，都是响当当的硬汉子，从来就没有屈服过。民国十二年闹逃兵，津盐公路两旁的大小村庄，都遭了兵患，唯独扣村巍然屹立。扣村听说逃兵来了，众志成城，早已森严壁垒。逃兵围攻了三天三夜，虽然也有很多人做出了牺牲，扣村却岿然不动，在历史上赢得了“铁打的扣村”的光荣称号。

　　我由学校调到文化馆、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后，对家乡了解、研究的机会多起来。在那段时间，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人和事。比如《小寡妇哭坟》呀，《火烧小辛庄》呀，看洼爷爷吹箫，狐狸听箫呀。还有刺杀黄骅的冯冠奎、神枪刘冠山、舍身救村庄的冯大姑娘等等。这些人和事，都在深深地打动着我。我就开始想，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于是，就促使着我去进行探讨，去进行研究。使我明白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我对这些人物进行了一番比较系统地梳理，我得出的结论是：大洼这种荒蛮的环境，塑造人大洼人粗犷的性格，但在与荒凉的争斗中，也培育了独有的敦厚与智慧。这些大洼人，粗犷而有节制，野悍而知机敏，鲁莽而不失礼仪，承受而思进取，憨直而富有牺牲精神。真正体现了大洼人的淳朴民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大洼文化。我拿这些活生生的鲜活的人和事与一些成名的文学作品去作比较，我觉得这些大洼人的人生都“美”于他们，在人生魅力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做为一名教师，做为一个文化人，有责任把他们反映出来，让他们登上文学的舞台，以便于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

　　实际上，我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很费力气，因为他们就是活蹦乱跳的，只是做了些“稍加整理”的工作。我热爱这块土地，我爱这些大洼人，我爱大洼中的每一支诗意的芦穗，我爱那硬朗朗挺拔在风雨中的蒲棒……所感到惭愧的是，在过来的一些小说中，我只是写出了他们的形，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要努力地写出他们的魂。我要努力地与大家一道，缔造富有色彩的大洼文学。

 

　　祁胜勇：您曾扶持提携过大量的文学青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但更可贵的是，您为人为文谦和低调，从不倨傲，常能与青年人为友，从他们身上汲取艺术活力，这是您成为沧州文坛常青树的原因，也是广泛受人尊敬的原因。

您对做人，对培养后学，一定有自己独特的体会。

 

 田松林：要说我是沧州文坛的常青树，那倒让我感到非常的惭愧了。沧州的创作氛围非常好，文联、作协对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作家都非常关心，只要有什么文学活动，都是把我们举到鼻子尖上，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退休作家看待。为了焕发我们的精神，作协还建立了一个“老作家工作委员会”，让我任主任，每年为我们办一个书号，让我们出作品集。所以沧州的老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没有退休，都还“常青”着。比较起来，我的性格似乎更“中庸”了些。我很喜欢学习，很注意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我认为，在文学创作上，不应当以年龄论优劣；文学作品，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各有特点，各有千秋。我在做编辑的时候，一直主张兼容并蓄，不能以自己的好恶决定取舍。不论是什么样的写作手法、写作风格，只要是写出主题，写出人物、写出故事、写出特色，我都喜欢。我还喜欢与作者交流，作者不分年龄大小，水平高低，我都是一视同仁。都从成全作品出发，特别是步入文坛不久的青年作者。由于在中学教了十五年的语文课，养成了一个指手划脚的习惯，总把青年作者的作品当作学生的作文去指点、去批改。遇到创作上的问题，我总要青年作者谈谈自己的想法，一旦作者出现困惑，我就给他出路子，甚至把我所掌握的资料提供给他们，成全他们的作品，就作者本人与作品本身的材质让他们达到一个最高水平。这也许是作者们愿意与我接近的一个原因吧。为此我也感到很安慰很快乐，很多一二十年前的文学青年，已经写出来的有了名气的或者是没有写出来，已经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的，至今，还都与我有着联系。他们经常把各方面的信息带给我，丰富我的思想，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我所缺乏的新鲜的东西，发现很多很多我应当学习的优点。就这一点，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向年轻人学习。

　　人们都说，老一辈作家与青年作家之间有代沟，相互不理解，也相互不欣赏。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并不是很严重，起码说代沟不是很深。我老是觉得青年作家都比我优秀，我总觉得我跟不上形势，总觉得有个怪圈儿套着我。我所以虚心向青年作家学习，特别是向那些颇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学习，就是为了突破我自己，创新我自己。我也知道学起来很难，突破自己也很难，但，我还是在一直地做着努力。比如对有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看不下去，总觉得不像文学作品。这时候，我就把作品推荐给别的作家，与别人去讨论。有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不像文学作品。但我还是要追问几个为什么。不像文学作品怎么能发表呢？不像文学作品怎么会有卖点呢？是不是那老的俗成的思想，障碍了对问题的认识。于是，我就再翻开来读，总要在作品中找出特色和代表着希望与进步的方向问题，从而想到自己的不足与落后。所以，我特别喜欢与青年人交朋友，喜欢与青年人谈心，与青年人交流，与青年人一起讨论作品。我的交往很广泛，有文学创作方面的，有书法、绘画方面的、有教育界的，也有政界的、企业界的、宗教界的。从他们的身上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使我这七十多岁高龄老者的思想很丰富，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活力。大概这也算的上是我人生的一个追求吧！

 

　　祁胜勇：听说近几年您在沧州弘扬国学，影响很大，主要是怎样的方式和内容？有怎样的社会效应？您几年来乐此不疲又在感受着怎样的愉悦？

 

　　田松林：搞国学教育，是近两年的事情，进入到2008年，已经三个年头了。前面谈到我人生经历时说过，我读过《四书》，而且受益匪浅，我的为人，我的文学语言，是受到了国学文化影响的。之所以兴心弘扬国学文化，是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后。当时我就想，社会为什么不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仁爱。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组成了各种的相互关系；比如上下级关系，父子、夫妻关系，朋友关系，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等等。维系这些关系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爱”。如果在这些彼此的关系中，把“爱”抽掉了，剩下来的，那就只有矛盾和斗争了。社会不和谐，人与人之间不和谐，坑蒙拐骗、抢劫、杀人就都出现了。犯罪率高了，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触目惊心，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缺失了“仁爱”。而“仁爱”是国学教育、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下，弘扬国学文化，推崇仁爱思想，就是特别重要了。2006年的春节一过，我就找了几位有国学修养、有奉献精神的退休老同志商量了一下，就把国学教育搞起来了。为了把这一活动正规化，在文联的支持下，挂靠了沧州文学院，由何香久任院长，我任常务副院长，创建了沧州国学院。授课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学诸子百家，全市普及《弟子规》。授课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每周日沧州图书馆公益讲座，时间是上午8：30－10：30，每次听众都在60－100人。除去公益讲座外，还在中、小学、乡镇、企业、街道建立了国学教育示范基地，有针对性的、定期的进行授课，受到了沧州人的欢迎。我是比较热心这一工作的，有一次到监狱里去讲《弟子规》，讲完后，有两名服刑人员哭起来。我问其中一位为什么哭。他说：“老师，你讲得这孝、悌、谨、信，我过来从没有听说过，不知道做人还要坚守一定的准则。过来，我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任意所为，所以就犯罪了……”

　　我问另一位服刑人员：“你为什么哭？”

　　他说：“老师讲的孝、悌、谨、信我想知道，可过来又有谁告诉我……”

这两位服刑年轻人的心里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赵朴初老先生说：“国学文化是我们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文明的纽带。如果不弘扬光大，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学习过国学文化的老年知识分子，负有一种很大的责任感，我就想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把国学教育结合当今党的方针政策，一直地做下去。就目前为止沧州的受益群众达三万多人。特别是结合孟子的民本思想讲十七大的民生主题，学员们听起来更加心明眼亮。在弘扬国学的工作中，我自己的受益也是很大的，结合授课，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弟子规》解读，一本是“《孟子》民本思想浅议”，还以传统美德为指导写了几十篇文学作品，从水平、质量上还都是不错的。

　　弘扬国学这一活动，使我的学习更加努力起来，深深地理解了“书到用时方知少”的道理，感到生活更加充实，精神更加愉悦，也更加体会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真正乐趣，体验到了付出得以回报的欣慰和幸福。我要把这一活动一直坚持下去，争取做得更好、更大。

 

　　祁胜勇：很高兴见到您身心俱健，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子，大家想知道您怎样计划您的晚年，在创作上还有怎样的目标？我想，您的独特的人生经历是一座富矿，熟悉您的乡党都在期待着您能把更多的文化宝藏挖掘出来。

 

　　田松林：过了这个年，我就七十二周岁了，已经到了古来稀的年龄。更大的奢望没有了。在两个方面的努力我倒是还想继续下去。一个就是在退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发过的尚未发过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还不曾成集的，有那么三、四百万字，我打算分门别类的整理一下，出版一套《蒲堂系列》十卷集。目前已整理了二分之一。一个是用国学思想为指导，结合当今生活写二部长篇小说。能完成这两个任务，也就差不多到了生命的尽头了。

　　如果让我总结一下，我认为，人这一辈子，是学习的一生，自新的一生，创造的一生，是最幸福的。

　　谢谢朋友们老是惦记着我，老是关心着我。

　　以上所谈，我都是随便说的，如果牵涉到有些朋友都是无意的，请朋友们批评与谅解。

　

　　田松林，中国现代作家，笔名芦雁、芦风、蒲堂居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沧州作家协会顾问，沧州文学院名誉院长，国学院常务院长，老作家工作委员会主任，《秋实》杂志主编。

　　1959年参加工作，曾任过15年中学语文老师，学科带头人，文化馆馆长，宣传部、党史办公室领导干部。1984年调《无名文学》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沧州作协副主席、文联党支部组织委员等职。自1976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黑船》、《老洼》，散文集《梦的衣裳》，笔记小说《蒲堂闲墨》、电视剧《又是十七个年头》、《乡间传奇》等。作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被誉为“大洼文学”，小说作品多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传奇文学》、《读者》等刊物选用，并荣获第七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