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弓长

 

　　大姐病了，还不轻，是中了煤气。差一点酿成了大祸。

　　年前，大姐要回老家。说是一年了，家里必须要扫扫房，闲了一冬的房子也得通通烟儿，这才像个人儿家。我们拗不过她，只好把她送回乡下的家。灾难恰恰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

　　大姐是个利索人，她一人生炉子烧热水，扫房子，擦玻璃，清除一年来的垃圾污垢。整整忙活到天黑。劳累了一天的大姐早早地躺下休息了。

　　夜里，大姐在睡梦中，就觉得一位远房的嫂子在拼命地喊她：“别睡了，快起来！再睡你就活不了了！”大姐本能地挣扎起来，向外面走去，可没走多远，就一头栽倒在外屋的门衔上，随即昏了过去。

　　120把大姐拉到医院里，紧急抢救，命保住了，可本来就不爱说话的大姐，变得越发沉默寡言，见了我们只知憨憨地傻笑。

　　大姐，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也就是花甲之年，按说应该是拿着退休金，养老享清福的年龄。可大姐不能，大姐需要做的事很多。

　　儿子在城里工作，两口子都忙。前年，儿子的儿子出生，大姐搬到儿子家，奶奶看孙子天经地义没得说。这个孙子很淘气，要吃要喝要抱着，一刻也不让奶奶消停。可大姐并不觉得累，总是见缝插针提前把一家子的饭做好，能让上班的回来吃上可口的饭菜。在她心里孩子们的工作可是天大的事，下班回来再做饭、忙家务，就影响了工作。只有她是个清闲人，把家里的活都包了，心里才塌实。

　　大姐除去看孩子做饭、做家务，还想着挣钱。一家人要吃饭，还有行事为人随份子，这些都得用钱，没钱真的不行。前年，儿子单位集资买楼，大姐硬是拿出七万块给儿子添上。这也许是她多半辈子的积蓄，或者还从老邻旧居那借了债。

　　大姐没有工作，也不是非农业户口，是个地道的农村人。大姐夫总是出去做买卖，但也总挣不到钱。家里的十几亩地，大姐不仅成了主要的劳动力，地里的收入也成了主要的经济来源。

　　儿子、闺女都想按月给她钱，可她不要，大姐说，她还不到手心向上的时候。

　　大姐挣钱，没有别的手艺，就在儿子楼下放杂物的小房里支上炉灶烙大饼、蒸包子卖。每天凌晨两点的五更，五点半出摊八点前回来看孩子。一个月下来，除去成本硬是剩了五百块钱。我们从心里替她难受，可大姐却高兴得孩子似的，说是这些钱在村里行事为人随份子，够了。

　　大姐，实际上是我老婆的姐姐。我和大姐认识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我俩每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百元，可以说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张罗结婚时，不仅没房子，就连买套新衣服，做被子的钱都拿不出来。在我们为置办结婚用品发愁时，大姐从乡下赶来，带来了自己地里收获的棉花，一针一线地给我们做了崭新的被褥，让我们能够省出钱来买了一张圆桌和两把电镀椅子，算是我们结婚的奢侈品。这时，我才知道，在这个“清一色”国家干部的家庭中，还有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大姐。

　　在我的印象中，大姐总是在大家最困难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都称她是这个家里的“及时雨”。

　　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老婆休完五十六天的产假，单位催着上班，孩子没人照料，老婆急得直哭。这时大姐来了，她是扔下地里的庄稼来的，一住就是三个月，而后又把孩子带到乡下，为的是能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二十多年来，包括两个妻弟家的孩子大姐都帮着照看过。

　　前几年，老岳母得了病，住院治疗。几个儿女轮流看护。大姐却说，伺候咱娘的事我包了。你们都有一摊子工作，你们去忙你们的。她一头扎进医院，一住就是一个月，没黑没白地盯着，别人替都替不下来。老岳母出院了，大姐也回家了，她是惦记她那该收获的庄稼，再不收割就扔在地里了。

　　老婆告诉我，大姐青年时可是家里的骄傲，村里的村花呢。大姐初中毕业回村务农，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长，她组织青年妇女成立铁姑娘队，修台田，种水稻，改土治碱，战天斗地，飒爽英姿。白天忙在地里，晚上组织活动开会学习演节目，是远近出了名的积极分子。

　　大姐的出色表现很快引起了公社革委会的重视，选拔她到“四清”工作队，先后去几个村里进行“四清”工作运动。当时人们都说，大姐肯定是前途无量的，至少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书记。人们说这话，除去大姐的能干外，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因为我岳父就是这个县的领导干部。用现在的话说，大姐是德才兼备加关系，哪有不被重用的道理呢。

　　老婆跟我说，大姐的不幸是从她的婚姻开始的。在大姐二十二岁生日时，说媒的上门提亲了。这是一个很近的亲戚，说的又是亲戚的亲戚，知根知底。对方根红苗正，家庭好，出身好，是地道的贫下中农。小伙子高大结实有力气。在那个年代里，这可是没的挑的好人家了。父母没有意见，大姐就更不好说什么了。

　　其实，大姐的心里是有意中人的。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是他们“四清”工作队里的同事，人长得帅气，品行好，年龄相当，而且工作能力强。可当时在我们这个县城里，“刘巧儿和小二黑”是没有那么幸运的，这里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那可是伤风败俗，是要被唾沫星子淹死的。敢做敢为的大姐这时也成了哑巴，终于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父母，更没有向那个小伙子吐露心曲。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姐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老婆，也许这事就成了大姐心中永远的秘密。

　　大姐嫁到了那个偏远的小村里，就像一个重磅炸弹在村里爆炸，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人们把大姐看成是仙女下凡。在村民的眼中，大姐不仅长得像“天仙”，而且能说会道有文化，同时还是县里领导的千金。身份可不一般呢。全家更是把大姐当天神一样供着，大姐夫发誓要把这个家弄好，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让大姐幸福。

　　可大姐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高贵，下地干活，操持家务，孝敬公婆，尊重邻里。为那个村里带来了新鲜的风。走下“神坛”的大姐成了村民的主心骨。村民有事都愿意找她给拿主意。

　　原来的公社党委把大姐的档案转到大姐呆的那个公社里，公社领导很快找到家里，说是计划生育小分队没有队长，大姐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看起来让人兴奋的消息，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恐慌：大姐如果走出去到外面工作，再当了国家的干部，她还能回到这个家里来吗？！全家人开始轮番做大姐的工作，找出一万种理由，述说着大姐出去工作的困难和坏处。大姐夫又一次拍着胸脯表示：他会让大姐幸福一辈子！

　　为了这个家，为了别人的感受，大姐在决定自己命运的紧要关头，又一次做出了妥协。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像这样能够离开这个小村的机会有好几次，但都是这样在全家的劝说中成了泡影。

　　大姐，为这个家庭生育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大姐在培养孩子上却表现了异常的坚强。不管生活多艰苦，不管多忙多累，也要培养孩子上学读书，先后把两个孩子，送出那个偏远的小村，成了那个村里第一、第二个大学生。在县城有了像样儿的工作，如今都已成家立业。

　　这也许是大姐最最欣慰和自豪的事情了。

　　老婆说，大姐有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幸福生活的独到追求，只是我们无法理解。她最快乐的事情，也许就是她在那个小村里的威信，是乡亲们的那种信任和尊重，是大事小情，都来找她商量、出主意时的那种渴望的眼神和至尊至上的情感。

　　大姐已经融入了那个她倾注了全部精力的小村，她属于那里的乡亲。她是他们心中的图腾。

弓长，黄骅人，供职于某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