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起码没有坐在正规大学的课堂里听教授讲课，就连走进大学校门，都是奢望。我受过的正规教育，是从上个世纪的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伴随着我国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开始和结束。1976年的1月8日的清晨，广播喇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和着冰冷的泥水脱坯盖房。因为，这是我们这批学生的毕业“答卷”，房子建不起来，我们是不能走出校园毕业回家的。               

　　我们那时基本上不怎么上课，小学的课本是毛主席语录。上中学时赶上张铁生在高考时交了一张白卷，被江青树为“白卷英雄”，上大学取消了考试制度，由贫下中农推荐。读书无用论蔓延泛滥，在电影里教授被丑化为只知道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老朽，老师不敢管学生，学习好坏不是评价学生的标准，升级不用分数，贫下中农子女优先，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靠边站，“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成了人们的精神信条，停课闹革命、勤工俭学、学工学农成了学生的主课。至今在我们的母校里还能见到我们用稚嫩的双手建设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它们还在以自己佝偻的身躯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悲哀和无奈。

　　这就是我的十年寒窗。现在，在公开的场合我总说，我不认字，是个文盲。人们哄堂大笑认为我是故意调侃，其实是我内心的真情表露，是对我的童年没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

　　我们那时不仅课内没有书读，课外读物就更少的可怜。当时所有能见到的印刷物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外，基本上都被打入封资修之列，焚之以炬而灰飞烟灭了，我们所能看到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和江青组织专门班子“磨”出的革命样板戏之列。记得我从一个同学家里借到了一本破旧的《青春之歌》，躲在草屋子里偷偷阅读时，却被一个要“革命”的同学向公社革委会打了小报告，说是有人在偷看“大毒草”。公社革委会一名副书记带队坐阵学校，并亲自找我谈话，非要我说出书的来历，不然就关我禁闭，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后果要我承担。当时我正上初中，还是个孩子，但深知说出去的厉害，我咬紧牙关，任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用我的坚强保护了我的同学也保护了自己。虽然事过多年，但现在想起来仍感毛骨悚然。

　　1976年，当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是多么渴望能去上大学啊，但那时的政策高中生是不能直接上大学的，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大有作为。按规定我们这些学生只有在农村接受两年以上的再教育，才能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到高校学习。我是上中农成分，而且所有的直系亲属都是地主富农黑五类，推荐上大学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就是贫下中农推荐上去，上面一般也是不好批准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整个知青点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喜上眉梢，可我们的生产队长却并不像我们这样高兴，他特意给我们加大了劳动量，而且晚上还要组织大家开会，后来才知道他对大家想通过考大学，离开农村的想法是相当反感的，他就是要通过劳动把大家再教育好，要把我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很多知青不辞而别，干脆回家复习。可我不敢，我怕离开生产队得罪了队长，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从而不得翻身，只好坚持在第一线傻傻地干活。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拿出书来复习。现在想起来真是悔清了肠子，我怎么就那么傻呢！？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中，我们知青点有五十多名知青参加考试，仅初选了两名，其中有我的名字，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最后没能迈进大学的校门，但至今仍为那次高考感到欣慰，毕竟还算脱颖而出，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潜力，充满了进取的信心。

　　第二年，是我们知青大返城的一年，我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进入党政机关“以工代干”，这已经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了，我也感到异常的满足，觉得命运已经做出了选择，干好工作是重中之重，上大学也只好在梦中实现了。

　　大学上不成了，但学习不能放弃，我总觉得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是干不好工作的，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就不是那么的厚足。我把我的想法写了篇短文，寄给了沧州日报社，时间不长，居然一字没改地登出来了，后来编发这个稿子的编辑还专程赶到我工作的单位，鼓励我要多学习，多写文章。我们居然成了要好的朋友。在以后的工作中，这位老兄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在工作岗位上，我因知识的不足，越来越感到吃力了，我开始更加勤奋地学习，系统地学习大学课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可当时我在最基层工作，要想找到一套大学中文系的教材，真的比登天还难。为此我找了好多朋友，和已经回到北京、天津的知青老兄们联系请他们帮忙，都没能如愿。

　　1982年，我在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中，听到了广播电视大学招生的消息。不用进大学校门，也不用脱离工作岗位，就能上大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我的大学梦可以实现了，那一夜我激动加兴奋，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和在一起工作的老兄到县电大工作站报了名。考试的那天，我们两人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躺在木板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抑制不住兴奋忐忑的心情，后来干脆坐起来面对面地侃起了大山。他感慨地说，“他妈的，我千军万马都指挥得了，一个小小的考试就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位老兄年轻有为，二十多岁就是公社的管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首领，我们都非常地敬重他。虽然我的老兄现在已经进京做了高级领导，但当我们共同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为那个不眠之夜兴奋不已、感慨万千。可见当时的电大入学考试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给我们的记忆有多深。

　　考试的比例是五比一，但我们俩是幸运的，双双拿到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终于可以上大学了，但上大学以后的艰难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因为要工作，工作是第一位的，可学习也是第一位的，怎样摆正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课题。当时，我们公社里是没有节假日、星期日的，大家“家”的概念也相当淡漠，常常是几个月回一次家，而且还是来去匆匆，谁要在家里多待上一天两天的，就是领导不批评自己也像犯了错误一样，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坐在家里学习那可是相当困难的事。当时，我们学习的课程主要靠从广播里收听，按说我们必须在电台广播课程的时间里，坐在收音机旁听教授讲课。但，我们做不到，因为，那时讲究的是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公社、村三级领导干部实行的是一二三工程，就是县级领导干部一年必须要在农村劳动一百天，公社领导二百天，村干部是三百天，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常常还要组织会议，在电台广播授课的时间里，我们不是在村里开会，就是在地里劳动，为了听课我把家里的录音机带到单位，每到课程和工作矛盾时，就求公社广播站值班人员把课程录下来，再找时间消化课程。更糟糕的是每门课程的教材都是不能按时发放的，往往一个学期过去了考试都结束了，教材还没有到。没有教材就更增加了听课的难度，为了解决教材的问题，我们就按录音资料整理，虽然这是个笨办法，但这样不仅有了教材，同时也增加了记忆学习的效果。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传真机更没有互联网，我们不少的教材都是手抄本。公社里连个图书室都没有，查个学习资料就更困难。每到晚上没有会议的时候，我就钻进屋子里，埋头苦学，夏天蚊叮虫咬，酷暑难耐，为了不受到蚊子的袭击，我就在大夏天里穿上长裤长褂，脚上穿上雨鞋，像进军伊拉克的美军那样全副武装；冬天里就更遭罪，那时屋里没有暖气，学到深夜手脚冰凉冻得发麻，拿笔的手哆哆嗦嗦字写得像阿拉伯文，第二天自己都看不出写的是什么了。

　　为了学习，为了我的大学，为了能够学到知识，我是什么样的苦都能接受的，但最让我不能理解和难以忍受的是被同事的疏远和孤立，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另类，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当时公社里人员很少，一个公社连八大员算上也就二三十人，和我一起考试的那位老兄已经调到另外的公社里任职，想找个学习的伙伴就要骑车几十里去另外的公社，晚上别人凑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说笑聊天，只有我自己孤军奋战，我成了这个公社的“孤家寡人”。一位老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跟我说：学习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当饭吃，光知道学习，不能和大家打成一片的人，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就是再有学问，组织上也是不好重用的。我懂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为我的前途担忧，但我是横下了心，这个大学我上定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就是要坚决地走自己的路了。

　　在三年十几门课程中，最难过关的要数《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啦。那些外国作家的名字，生涩难懂，往往一个名字要有七八个字词组成，从字面到内涵都很难找到相联的含义无法理解，只凭死记硬背，那么多的国家，那么久远的年代，浩如烟海的著名作家，数不胜数的代表作，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必须要记得清清楚楚，这还真难为了我们这些没有一点外国文学基础的年轻人。还有《古代汉语》，之乎者也，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一个字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的不同解释。实在是搞的我们蒙头转向，为了过古文关，我们把古代汉语上中下三册教材，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每一篇古文上，都画满了不同颜色的杠杠，字里行间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注释。一位老学究告诉我们要想过古文关，至少要背过二百篇古文，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为了过关我就利用每天早上跑步锻炼的机会，和中午休息的时间背诵古文，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每天二十华里的路程，去时跑步回来背书，我整整坚持了半年，还真的闯过了背诵二百篇古文的大关。

　　在电大课程的结业考试中，凭着学习的扎实，我每次的考试都能轻松过关。那时的考试是相当严格的，人心也特别的淳朴，把考试作弊视为“丢人现眼”的耻辱。因为这些人的学习目的明确，是绝对不单单为了拿个文凭，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提高身价的。当时每次考试，除了一支笔外，就连一张纸片，都不会带进考场去的。三年下来，十几门课程，我的成绩没有低于80分的。

　　学习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和数不尽的好处，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第一次受益是在1984年，全县“以工代干”的“草帽”干部转干考试中，我在单位里当起了老师，给大家辅导古文和写作，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我第一次尝到了学习的甜头。

　　当时，我也是“以工代干”的干部，按说也应该参加考试的，但上面明文规定，凡是通过了电大入学考试的“以工代干”人员，可以免于考试直接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这是那些平时里玩的昏天黑地的同事无法想到的，他们不仅要考试，而且还得放下架子当我的学生。还就真的有那么一些人，在这次决定命运的考试中，被淘汰出局，一辈子失去了成为国家干部的机会。

　　为了学习，我也失去了许多。也是在1984年我调进县城工作，在去组织部报到的时候，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对我说：你留在组织部帮助工作吧。留在组织部帮助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我却拒绝了这位领导的好意，提出要去县委党校当一名理论教员。当时，这位副部长很不高兴地说，哪有自己挑地方的。言外之意是要听从组织的安排。我只好很小心地告诉这位领导，我去党校当教员，绝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和文字工作离的近些， 能在工作之余多学习些电大的课程，我还有两个学期就要毕业了，我不想把学了半截的课程给耽误了，只要我电大毕业了，到什么地方工作绝对听从组织安排。因为，有很多的学员，都没法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而放弃了学习。在我们县82级中文的几十名电大学员中，真正坚持到毕业的只有两个人，我们被称为“唯一唯二”，后来听说在全国的上千万学员中，真正毕业的也才有十万人。看我情真意切的样子，这位副部长才让人给我开了调令。

　　后来，说起这段往事很多人都为我惋惜，认为我是在人生的转折点上，错过了一次踏入仕途的重要机会，如果我当时听从那位部长的话，留在组织部里帮助工作的话，那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会重写。因为，当时留下的人，早早地就走上了领导岗位，那是中了那句老话，“进了组织部，年年有进步”。但我却没有丝毫的悔意，因为，正是我的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这种习惯和能力不仅为我以后从事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同时也让我养成了认真做事，谨慎做人的作风，我的每一个成绩，我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此有关。我由衷地感叹：我的大学，让我受益终生。